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工作 部署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围绕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研究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工作 部署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这一主线，可以看到一个愈加清晰的信号——通过改革激活体制机制内生动力，以制度型开放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再借助场景培育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已经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向提升“好不好”的层面。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的重点领域改革，本质上是对经济社会运行关键环节进行系统性重塑。在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国企民企协同发展等领域，改革已不再局限于局部的政策微调，而是更注重规则、标准和治理方式的整体重构。以金融体系为例，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到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支持，监管框架正在朝着更加透明、更加规则化的方向演进，这种变革既提升了市场预期稳定性，也为长期资本形成创造了制度条件。

与此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放管服”改革正持续深化，从简政放权到事中事后监管，再到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改革的重心逐渐从行政审批前移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对于企业而言，这种改革不再只是“门槛降低”，而是制度环境整体可预期性与公平性的大幅提高，从而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释放更多发展空间。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改革正在由粗放式调整迈向精细化治理，强调以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

与传统以关税减让、货物贸易为主的开放不同，会议提出的制度型开放，意味着中国正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升级为“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这一转型不仅关系到市场准入的宽度，更关乎市场运行规则的深度。通过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平台上先行先试，中国正在形成一套更加透明、可预期、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以某沿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监管、知识产权快速维权等方面推出的创新制度安排，在实践中显著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跨国企业在布局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时，不仅关注税收优惠和土地成本，更看重制度环境能否保障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境运营的合规性。这种以制度创新撬动开放升级的路径，正逐步推动中国从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环节”向“规则共同制定者”转变。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场景培育”，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逻辑中具有鲜明指向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技创新往往强调研发投入和技术突破，但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所谓场景培育，就是通过在真实应用环境中创造系统性试用空间，让新技术、新产品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迭代成熟，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模式。

例如，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一些城市率先开放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运营试点，构建集道路基础设施、车路协同系统、云控平台于一体的综合应用场景。这种“场景先行”的模式，使得企业能够在真实交通环境中采集数据、优化算法、完善安全机制，远比单纯依赖实验室测试更具现实价值。与此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明确责任边界、完善安全标准，再辅以保险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既保障了公共安全，又为技术应用提供发展空间。这种以场景为牵引的开放试点，正在形成“监管沙箱+商业创新”的组合效应。

“场景培育”和“扩大开放”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具体政策设计中形成了一种协同放大效应。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级新片区等平台，天然适合作为改革和开放的“试验田”。在这些区域内，政府得以在可控范围内放宽市场准入、创新监管模式、引入高标准国际规则，同时选择若干典型行业搭建应用场景，用真实业务驱动制度创新。

以跨境电商为例，在部分试点城市，通过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不仅在通关流程、税收征管、退换货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优化，还搭建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申报、外汇结算、物流跟踪等一站式服务。在这一开放框架下，政府又支持建设跨境直播、海外仓、智能分拨中心等应用场景，让数字技术参与到跨境贸易的全流程。企业在参与场景应用的过程中提出现实需求，倒逼相关制度持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创新—再开放”的动态循环。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与扩大制度型开放，最终都要落脚到营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上。法治化意味着规则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政府行为在法律框架内运作，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契约精神得到切实保障。市场化则要求要素由市场定价、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领域流动，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平等参与竞争的空间。国际化则体现在规则对接、人才流动、资本配置和技术合作等多个维度上，通过更高水平开放把国内市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大市场。

在实践层面，一些地区通过建立企业诉求“直通车”平台，推动审批、监管、服务部门数据共享，打通政策落地的“堵点”。企业在项目落地、融资对接、用地用能等环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平台即时反映，由专门工作专班进行跨部门协调处理。这种服务模式的背后，是数字政务、流程再造与制度创新的结合，也是“场景培育”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一种体现。通过不断优化“企业办事体验”，改革与开放的红利得以真正转化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水平开放往往被误读为彼此对立，但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的信号则更加清晰——二者是互为条件与互为支撑的关系。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全球要素资源的配置优化和国际合作网络的拓展，而高水平开放同样需要以核心技术和产业优势作为支撑，避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通过在制度型开放框架下开展高水平科研合作、联合攻关和人才交流，中国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创新体系，在竞争中提升自身能力，在合作中贡献中国方案。

例如，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中国在新能源发电、储能技术、电动汽车和绿色金融等方面已经形成较强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通过在国内构建多元应用场景，如零碳园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新型储能试点等，不仅验证了技术可行性，也为参与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与其他国家共享技术标准、项目经验与金融工具，有助于把制度型开放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结合起来，形成开放合作的新优势。

综合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强调的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场景培育，折射出中国发展思路的一次深刻升级。从早期依赖税收减免、行政审批简化等“政策红利”，逐步转向通过规则重构、制度创新和场景打造来释放制度红利与场景红利。这不仅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主动选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必由之路。